第二十二章

    一

    六十年代初期到中期,梁必达和窦玉泉、朱预道、陈墨涵等人的工作位置交错变化,先是陈墨涵第二次进入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班深造,毕业之后,一跃晋升为K军司令部的参谋长,窦玉泉几经周折,也调到军里担任后勤副军长。不久,张普景调到军里当了政治部主任,这几个人临时性地成了梁必达的上级。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原K军军长升迁,梁必达直接当了军长,并同时担任军党委书记。朱预道担任副军长。原军政委王兰田调到军区工作,张普景担任军里的第一副政委。

    本来,这些人从年轻人长到了年近半百,从普通青年成长为军队的高级干部,可以说历尽沧桑。谁也没有想到,战争中人家死里逃生过来了,却让一个莫名其妙的“文化大革命”打得晕头转向,一个个纷纷落下马来,成了“人民的敌人”。

    K军军部驻地D城是一座省会城市。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不久,这座城市就乱了,并没有像伟人预计的那样“大乱促大治”,而是一乱就一泻千里,乱得乌烟瘴气。造反有理,文攻武卫,揪斗“走资派”……就在这红潮滚滚江山板荡之际,乱世中呀呀呀杀出一条好汉来——离开军队十几个年头的江古碑又勇敢地站了起来。江古碑现在的身份是D市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司令,是老革命兼新革命的领袖。

    地方的形势如火如荼,部队的“文化大革命”却不温不火。

    江古碑终于把目光盯向了部队,他首先找到了老战友窦玉泉,希望他出面配合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窦玉泉的态度很不明朗,说:“上有军长政委,下有革命战士,我这个副军长是粮草官,作不得主。你还是去同军长政委商量,他们要是不积极,你跟毛主席报告也是你的权力。”窦玉泉本来就不是一个轻易表态的人,加之从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走过来,运动他经历得多了,什么样的阵势没有见过?搞运动就好比开汽车,上面往哪里指,就往哪里打方向。但这里面也有学问。

    有些人是快车手,转弯处不减速,这边刚转过去,又来了个新方向,措手不及就掉进了悬崖,战争年代吃这个亏的人不少。还有些人是慢车手,该转弯的时候转不了弯,不该转弯的时候转了,不是撞山就是被撞,和平时期吃这个亏的人不少。窦玉泉现在的态度是,一慢二看三通过。拿不准就靠边,嫌误事你超车,你进步是你的造化,那种热血青年的冲动他是不会干的。

    江古碑对窦玉泉的表现十分不满,说:“老窦你也太没原则了,梁必达在凹凸山就飞扬跋扈,你我都是受过迫害的人。我们首先就应该解决梁必达的问题。现在上面给了我们清算的机会了,你还怕什么,未必他梁必达敢砍你的头不成?”

    窦玉泉仍然阴阳怪气,说:“那不是一回事。清算什么?他梁必达一不搞女人贪污腐化,二不里通外国,三没有去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我凭什么造他的反?一个副军长去造军长的反,不是明摆着要当司马昭吗?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我可不去捅这个纰漏。”

    江古碑见窦玉泉已经丧失了革命斗志,又去找“张克思”。

    因为军里的政委是军区副政委兼任的,张普景以第一副政委的身份主持军里的政治工作,所以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张普景的态度倒是很明朗,说:“斗争梁必达我没意见,但是总得有依据吧?”

    江古碑说:“现成的证据。我们在凹凸山的时候,搜集梁必达的劣迹材料,我还保存着。”说完,当真从公文包里取出厚厚的一摞。

    张普景戴上老花眼镜,认认真真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说:“这些恐怕不行,组织上早已作过结论了嘛。这些年我也一直在琢磨梁必达,也经常跟他开展斗争。但是,越斗争还越发现,这个同志其实是很能干的。我现在都还能记得当年梁必达给组织的交代,第一,说他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纯属扯淡。他祖上是当过商人,但是商人不等于就是剥削阶级。他本人参加革命前是有点薄产,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他给人家当学徒挣的,是劳动所

    得。第二,说他从前有过投国民党的想法,是事实,但那是国共合作时期,算不上投机。因为那时候不了解八路军。自从参加了八路军,他是英勇杀敌屡建功勋,浑身七处负伤,事实有目共睹,我们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共产党员不能昧良心。第三,你看你这材料,什么座山雕有八大金刚,梁必达有四大美女?子虚乌有嘛。说梁必达生活作风恶劣,从前在蓝桥埠搞腐化,抗战期间到斜河街逍遥楼狎妓,没有证据,再说这种事情也上不了,台面,现在还用这些脏事搞一个高级干部,显得低级趣味。而且,据我所知,事实上梁必达在这个问题上恰好是严肃的,全国解放了,部队进城了,许多干部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进攻,犯了错误,而梁必达一尘不染。从前是对东方闻音忠贞不渝,后来是对安雪梅相敬如宾……”

    江古碑被张普景的这番话说愣了,瞪着一双迷茫的眼睛,看猴子一样地看着张普景,说:“这么说来,你也不同意造梁必达的反了?”

    张普景不紧不慢地说:“我说过我不同意造梁必达的反了吗?可是也不能不讲道理地造啊。造反有理,我当然支持。关键是证据。”

    江古碑极其不悦地说:“老张,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对于李文彬被俘,你是怎么看的?”

    张普景为之一震,沉默了。江古碑的这个问题再一次刺痛了他内心那根隐秘的神经,多少年来,这个问题一直纠缠着他咬噬着他,多少次他都想向梁必达问个明白,可是每次又都制止了自己的冲动。毕竟,李文彬最终当了叛徒,就算是梁必达当时处置不当,他张普景作为一个政工首长,也断没有为一个叛徒翻案的必要。

    “梁必达这一手好毒辣啊,他搞掉了李文彬,也把我们这几个人搞得抬不起头。我一直认为,这是梁大牙蓄意制造的阴谋,是他,或者是他暗示朱预道把李文彬的行踪通报给汉奸的。这就是对付梁必达最有力的武器。老张,我看我们可以从这个突破口下手。”

    张普景仍然沉默不语,思忖许久才说:“江古碑同志,请你面对两个事实,一是说梁必达或者说朱预道故意把李文彬的行踪透露给汉奸,查无实据,死无对证。二是李文彬确实叛变了,证据如山。我劝你不要在这上面打主意了,弄得不好,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江古碑说:“只要你肯出面,你就是证据。李文彬那天离开分区的时候有预感,他向你透露过。”

    张普景愕然,说:“是吗,我怎么记不得了?就算他向我透露过,你是怎么知道的?”

    江古碑呐呐地说:“我推测的。”

    张普景断然说:“没有的事。既然他有预感,他为什么还离开部队到崔家集去搞女人?经不起推敲嘛。你的推测不能作为证据。”

    江古碑一脸沮丧,气愤地说:“证据,证据,老张你这一辈子吃的就是证据的亏。你怎么不开窍啊?梁必达对我们的排挤还少吗?只要你坚持说一句话,就说后来崔二辫子私下里向你坦白了,他的口供是屈打成招,事实真相是有人事先给了他大洋,让他演苦肉计,那件事情就可以推翻重理了。反正崔二辫子已经死了。”

    张普景说:“你是想陷我于不仁不义啊。如果崔二辫子真的私下向我坦白了,我当时就应该戳穿,还等到现在?那我不是对梁必达的犯罪行为姑息养奸吗?不是姑息养奸也是麻木不仁啊。这是我张普景的作风吗?”

    江古碑不屈不挠地说:“可以这样解释嘛,你当时是考虑为了团结,顾全抗日大局,才暂时没有戳穿事实真相的。还有,当初策动陈墨涵部队起义的时候,你这个政治委员都蒙在鼓里,难道这些你都忘记了?新仇旧恨啊,我是至死不忘。”

    张普景淡淡一笑说:“老江你这个思路看来确实有问题了。瓦解敌军,策动起义,是绝密的。我们的地下工作有一个纪律,单线布置单线执行,你是老党员了,我想这个情况你不会不知道。我事后是有想法,但想法不能代替原则。”

    江古碑说:“至少,在凹凸山,梁必达私自带人带枪给汉奸维持会长祝寿助威,还侵吞了战利品二百块大洋孝敬汉奸,这是事实吧?”

    张普景说:“这个问题组织上已经有结论了,不能老翻历史的老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人都有缺点错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不是革命者的态度。”

    江古碑说:“我们不要在这里高谈阔论了,造梁必达的反,是上面定的调子,怎么反,我来安排,你应该配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文尔雅,也不能那么教条。这不是个人的事情,这是革命需要。”

    张普景冷笑一声说:“我再说一遍,革命需要也不能瞎胡闹。我不能按你的路走。斗争梁必达可以,但是不能丧失人格。”

    江古碑说:“你确实是书呆子,你在这里讲人格,一旦放虎归山,人家要你人头落地。”

    张普景正色道:“宁可人头落地,我也不能胡来。江古碑我警告你,你的行为已经构成反军乱军了,如果我发现你在K军再次出现,我就命令部队把你抓起来,交给梁必达同志。”

    江古碑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张普景你这个革命的叛徒,你等着,有你负不了责任的那一天。”

    尽管在张普景和窦玉泉的面前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但江古碑仍然不放弃努力,他可不在乎张普景的警告,积攒了几十年的仇恨使这个“受排挤和受压迫”的人不顾一切了。在梁必达的手下,他委实是委屈了,在凹凸山装孙子装了几年,几年都是如履薄冰胆战心惊。想当年,开黑枪的念头都有。如今,时势造英雄,他再也不能放弃这个机会了。他梁必达刚愎自用,匪气十足,就不信没有人比他江古碑更仇恨梁必达。

    江古碑最终把统战的视线落到了陈墨涵的身上。他同陈墨涵不熟悉,说话自然就不像同张普景和窦玉泉那么直截了当,旁敲侧击拐了很多弯子才绕到主题上。

    江古碑同陈墨涵“探讨”的是朝鲜战争中台山枧战斗的“有关情况”。

    陈墨涵坦然地说:“这个问题,我同梁必达同志交换过意见。当时,我也认为梁必达用兵不当,甚至居心叵测。梁必达坚持认为他当时坚持所得堪方向按兵不动是出于更深一层考虑,因为所得堪地形条件确实易攻难守。尽管台山枧这边打得空前惨烈,焉知敌人就没有其它企图?作为控制一个重要方向的首长,他必须通盘考虑,如果动用了所得堪的兵力和炮火,即使所得堪当面当时确实没有敌人的进攻部队,但他们是机械化出动,就是

    从台山枧方向分出一个团去杀回马枪,所得堪也是岌岌可危。所得堪一马平川,势不可当,如果被突破了,那后果就严重了。后来我又调研了那场战斗的史料,还看了美国西点军校的一份战例分析,战略研究家都认为,在那场战斗中,中国的二师能够在一个方向遭受灭顶之灾而另一个方向风平浪静的情况下,仍然保持高度冷静,不为假象所困惑,从而保证了所得堪万无一失,足可见该师指挥员卓越的战略眼光和非凡的意志。你看,专

    家都是这么认为的。我在沙盘上把那块地形都嚼烂了,越是分析,越是后怕。当时是…一片嗷嗷叫的请战声啊,连朱预道都要求分兵增援台山枧了。如果当时梁必达不冷静,听了我们这些人的呼声,转移了防御再点,也许,那就太可怕了……江主任,朝鲜战争你没有参加,我看你还是不提的好。”

    见过K军上层的三个人,江古碑就有些信心不足了。但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看来文攻是不行了,那么,就发动群众吧,让群众站出来武卫。不仅要打倒梁必达,一切保皇派,一切与梁必达同流合污的牛鬼蛇神都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第二十二章

    二

    造反派给梁必达列举的罪行有三十余条,其中历史的问题有迫害同志,认贼作父,侵吞八路军战士伙食费二百块大洋孝敬汉奸,以抗日锄奸为名嫖娼搞腐化,等等。现实的问题有破坏“文化大革命”,执行某某某错误路线,恶毒攻击某某某,等等。揪斗梁必达的群众运动是由K军军部几个被“革命”激情冲昏了头脑的热血青年和江古碑指挥的“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里应外合进行的。但是,这支战争经验不足的队伍低估了他们的对手。

    梁必达的情报工作效率很高,在造反兵团尚且犹豫不决、江古碑还在D市市府广场门前反复动员的时候,梁必达已经在窦玉泉的安排下,住进了K军医院的高级病房。医院的大门和军部侦察营营区隔路相望,该营奉命以一个连的兵力,全副武装,在大门口进行擒拿格斗训练,实际上意图显然,随时准备封锁军医院的大门。

    朱预道因为到北京开会,避开了这场斗争。梁必达临走之前,分别给张普景和陈墨涵等人打了电话,要他们躲起来,避开造反派的风头。

    张普景不领情,他的态度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上门。坚决不躲。

    陈墨涵倒是想躲,但是躲的位置不佳,被司令部的一名参谋出卖了,躲到工兵团,又被“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揪了出来。造反派没有揪住梁必达,退而求其次,抓住陈墨涵和张普景往死里整,口诛笔伐,拳打脚踢。

    批判大会设在D市工人文化宫的广场上,在六月火辣辣的大太阳底下,广场四周被各种标语口号糊得水泄不通,到处都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和“揪出军队一小撮”、“打倒某某某”、“某某某和某某某不投降,坚决叫他们彻底灭亡”的字样,一派杀气腾腾。D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时又是“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司令的江古碑并没有亲自_出面,或许他已经清楚这次批判的残酷性,还当真有点抹不开老战友的面子。但是,在他的授意下,“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给张普景和陈墨涵这两个年近半百的人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子,穿上了棉袄,胸前还挂上了牌子。

    陈墨涵的罪名主要有四条:第一是出身于剥削家庭,当过国民党军团长,加之胞兄陈克训现在仍然在台湾,有通敌嫌疑。二是陈墨涵的臭老婆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当过小偷,并且在运动中被陈墨涵秘密藏了起来。三是陈墨涵拒不同梁必达划清界限,是死硬的保皇派。四是在“反右”运动中有反党言论,说日本战争赔款不要,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的不负责任,攻击中央领导人某某某。

    对这第四条罪名,陈墨涵感到震惊,这话他的确说过,那是在建国之后不久,对这个问题有些模糊认识,当时是跟梁必达和张普景、窦玉泉闲聊说起来的,也只有梁、张、窦三人知道,他们也有类似的言论,那么,是谁在十多年过去之后又把这话抖搂出去的呢?

    造反派对陈墨涵的要求是,反戈一击,揭露大土匪大军阀梁必达在朝鲜战场台山枧战斗中阴谋用兵,排斥非嫡系部队,借刀杀人,导致我军一个团几乎覆没的罪行。

    陈墨涵说:“其它罪行你们说是罪行就算是罪行,我的罪行应该由法庭判决。梁必达是不是土匪我不知道,梁必达在战争年代用兵不是尽善尽美,也不否认有轻重之分,但是,要我说梁必达在台山枧战斗中借刀杀人,蓄意解决二团,不是事实。事实证明,在台山枧战斗中,梁必达的指挥是高明的,而且我认为那是在梁必达所有的指挥中最高明的一次。”

    话没说完,屁股上就挨了一脚,接着脸上又挨了一皮带。一个扎着小辫并佩戴红卫兵臂章的姑娘振臂高喊:“反动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陈墨涵大叫:“我不是反动派,我是人民解放军的军参谋长。你们冲击军队,殴打军队干部,你们是反动派。”

    自然又遭来一顿拳打脚踢。不知道是谁暗中使了狠招,陈墨涵只觉得右肋一阵撕裂般的疼痛,肋巴骨就断了一根。

    张普景的罪行有五条。第一是在红军时期,侵吞警卫员的干粮,导致该红军战士活活饿死。第二是在凹凸山搞“纯洁运动”中执行错误路线,错误地迫害了许多同志。第三是同梁必达沆瀣一气,拒不配合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对部队下黑指示,要“慎重参与”,从而破坏运动。第四是敌我阵线不明,对梁必达心慈手软,不敢开展斗争。第五是一贯以革命派自居,竟然自称“张克思”。

    张普景对这几条罪状也有惊愕之处,尤其是第一条。他的警卫员在过草地的时候饿死了是事实,但不是他侵吞了粮食。当时他是军团保卫局二组的组长,警卫员的身上背了两条干粮袋,左边一条的粮食给他吃,右边一条的粮食是警卫员自己吃。他一直吃左边的干粮袋,他也曾疑惑他的干粮为什么能够吃那么久,直到警卫员死了,他才发现右边干粮袋里塞的是碎纸屑——警卫员是为了保护他才献身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件事情,导致了他终生悔恨,并更加坚定了革命信仰。这件事情只有李文彬、江古碑、窦玉泉等少数人知道。当然,在凹凸山的时候,江古碑为了讨好梁必达,在写给梁必达的悔过书里有这么一笔。

    李文彬已经死了,那么上述几个活人当中,是谁又把他的伤口扒开暴露给造反派的呢?又是谁,就这么不顾事实真相给他安上一个“侵吞红军战士粮食”的罪名呢?

    “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给张普景提出的“立功赎罪”的条件是,揭露当年梁必达在凹凸山同汉奸内外勾结,秘密捕获抗日干部,排除异己,掣肘同志的罪行。

    张普景说:“第一,所谓侵吞红军战士的粮食,不是像你们说的那样,但我不想跟你们解释。我对不起我的好同志好兄弟。第二,在凹凸山搞‘纯洁运动’,我是犯了错误,但组织上已经作了结论,我也接受处分了,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历史。第三,给部队下命令要‘滇重参与’,是军党委集体研究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命令,也不是我和梁必达擅自作主的。第四,说我不敢同梁必达开展斗争,不是事实。梁必达有缺点错误,我一直坚决抵制无情批评。梁必达的正确主张,我坚决支持。第五,我没有自封‘张克思’,是同志之间开玩笑叫的。”

    造反派断喝一声:“这样的玩笑能随便开吗?胆大包天!”

    张普景说:“这个问题我有责任,抵制不力。但你们要我说梁必达勾结汉奸,我没法说。我不知道梁必达同汉奸勾结的事,我只知道被抓的人叛变了。我不能为叛徒鸣冤叫屈。”

    造反派之一说:“梁必达对心腹交代,说李文彬路过崔家集,肯定要去会女人,借这个机会把他搞掉。当时执行这项任务的中队长有一次酒后吐真言,这话被你记录在案。你把这个材料交出来,就不批判你了。”

    张普景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也没搞过什么记录。如果确有其事,请你们把那个中队长找出来,他能作证,我给你们带路去找梁必达,证据确凿,我同意你们把梁必达枪毙一百次。”

    造反派说:“这件事情只有你知道,你承认了,就是证据。”

    张普景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我承认了我就不是共产党员了,无中生有陷害同志的事,我做不出来。”

    造反派见张普景刀枪不入,给脸不要脸,给台阶不下,觉得油水不大,索性请他坐了“土飞机”——四个人齐心协力,将张普景的两只胳膊从背后往上抬,再将脑袋往下压,抬一次问一次:“说,有没有那个笔录?”

    张普景说:“没有。你们把我的两只胳膊卸掉,也没有,就是现在伪造,也找不到凹凸山那种黄草纸了。”

    再抬再问:“有没有?”

    再问再答:“没有。要命一条,要瞎话没有。”

    造反派恼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再次落在张普景的身上。

    打了一阵,再问:“梁必达是不是反动派?”

    张普景被两个人扭着胳膊,直不起腰,挣扎着抬起头说:“梁必达有缺点,也有错误,但梁必达不是反动派。梁必达是人民解放军的军长,是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我没有看见中央军委的文件说梁必达是反动派,不予承认。”无论拳脚怎样猛烈,张普景自始至终一句话:“说梁必达是反动派,我必须看到中央军委的文件,否则不予承认。”

    几个回合下来,造反派不问了,张普景也不答了。起先,造反派以为他是装死狗,后来,担任“土飞机”第一驾驶员的造反小头目觉得不对劲,把手伸到张普景的鼻子底下摸了摸,气倒是还有,人却晕过去了。造反派头目当机立、断,给江古碑打了个电话,江古碑指示说:“首先抢救,这个人一定要抢救过来,他知道的东西很多,只要把他攻下来,就能炸翻一大片。”造反派头目秉承江古碑的旨意,将张普景送到郊区一个医院里秘密关押起来,为了防止“劫狱”,对外干脆说死了。

    第二十二章

    三

    梁必达想破脑袋也想不到,最后向“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提供他当年设圈套让李文彬钻罪行证据的,竟然是朱预道。朱预道在北京开会期间,受到了当时在“中央文革”任职的某某首长的接见,某某对朱预道说,梁必达不是个好人,搞大比武的时候,跟某某跟得最紧,不听某某某的招呼,是个土匪头子。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梁必达这样的人拉下来,把军权夺回到革命派的手里。

    至于说在大比武中梁必达是怎样紧跟某某的,又是怎样不听某某某招呼的,朱预道不清楚具体情况,因为当时他正在南京军事学院深造。

    某某又说,某某某讲了,梁必达的问题一定不能放过,以打倒为原则。凡是跟梁必达关系密切的人,都要一查到底。当然,站错队了不要紧,允许同志犯错误,犯了错误能够改正就是好同志,还可以重新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还可以继续掌权。

    朱预道在整个开会期间,受到这个代表着正确路线的首长秘密接见达七次之多,每次都有新的情况:某某军区的某某某拒不交代问题,服毒自杀了。某某某师的政委黄某某,对抗运动,被群众专政了。某某省军区的副司令员赵某某镇压群众运动,已被“中央文革”下令枪毙了。几个回合下来,朱预道被折腾得心惊肉跳。最后一次,某某首长向朱预道交底,梁必达是死老虎一只,连某某某都发话了,必须拉下马。某某首长要求朱预道爱

    憎分明,立即同梁必达划清界限,揭发梁必达的历史问题。

    朱预道汗流浃背地说,我不知道梁必达历史上有什么问题。

    某某首长冷冷一笑,说:“抗战期间,凹凸山地区一个县委书记被俘,就是梁必达和他手下一个县大队长蓄意制造的阴谋事件。我们手里有材料,是从日军谍报机关里缴获的。梁必达等人不仅制造了李文彬被俘的陷阱,还同国民党军刘汉英部勾结,通过国民党的情报站,联合编织了李文彬叛变的谎言故事。事实上,李文彬并没有叛变,李文彬同志在日寇的魔掌里坚贞不屈,至死没有说出我军情报。李文彬同志是死在国民党军特工人员高秋江的手里,高秋江是奉刘汉英的命令替梁必达杀人灭口的,他们制造了所谓的李文彬叛变的假象,就是为了挫伤一大批反对梁必达军阀作风和同国民党军勾结的革命派的积极性,为梁必达一手遮天坐山为王铺平道路。现在,铁证如山,难以抵赖,梁必达的问题已经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而上升到了敌我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高度上来了。至于当年那个协助梁必达实施阴谋的县大队长是谁,你朱副军长恐怕比我们更清楚。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

    朱预道听天书一般听完某某首长的话,惊骇不已。他没有想到那段已经封存了的历史又被抖搂出来,而且完全变了味。

    李文彬被国共两方特工组织联手除掉是不假,但那完全是为了战争需要,而且是在获悉李文彬确实叛变之后。至于说借刀杀人,现在听某某首长一说,似乎还真像那么回事。李文彬到崔家集的时候,是他朱预道派一个班跟着去的。如果某某首长手里真有所谓的证据,最逃不了干系的还是他朱预道。如此一想,就不禁冷汗直冒了。

    这个被暗示为“协助梁必达实施阴谋的县大队长”的人反复权衡,越想越怕且不说李文彬这档子事,现在的造反派简直比特务还要特务,火眼金睛,飞檐走壁,没有问题他挖地三尺也能给你挖出一卡车问题来,更何况谁能保证自已不犯一点错误呢,他不瞄上你算你走运,只要他瞄上你,你就跑不脱。

    不久,就从军里传来陈墨涵被造反派打断肋骨、张普景猝发心肌梗死的消息,朱预道的精神防线终于崩溃了。

    现在不是战争年代了,战争年代光棍一条,把脑袋掖在裤腰上,打死拉倒,二十年还是一条好汉,那是干革命。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反革命,要是抱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是死有余辜遗臭万年。更何况还有老婆孩子都要跟着受累呢。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在离开北京之前,朱预道向某某首长表了态——坚决站在革命的一边,揭发梁必达的问题。根据某某首长的指示,朱预道回到军里之后,就给D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江古碑打了电话,秘密谈了一个多小时。就这一个电话,梁必达就在劫难逃了。

    造反派神通广大,加之不屈不挠,很快就探知梁必达栖身的地方,但由于部队保护得严密,一时难以下手。

    问题是梁必达此时还是一军之长,要管理部队。主持工作的第一副政委死了——梁必达得到的消息就是这样的——参谋长被打断了一根肋巴骨,他作为一军之长、军党委书记,老是东躲西藏不是个事,也不是他梁必达的秉性。倘若不是窦玉泉对他采取了软禁措施,他早就在造反派的面前亮相了。

    梁必达被抓是朱预道下的诱饵。

    江古碑见梁必达隐蔽很深,又有窦玉泉力保,并且动用了武装,下手不得,很是着急。后来便出主意让朱预道以主持工作的副军长的名义,给梁必达秘密地打了个电话,说是某某某某战备通讯设施遭到了破坏,必须采取紧急措施,请军长于某日某日寸赶到现场,要向国务院和军委报告。

    朱预道起先非常犹豫,给江古碑打电话出具那个证明,他已经是出卖了良心,再“引蛇出洞”抓梁必达,实在是下不了手,但他架不住江古碑坚定不移的思想工作。

    江古碑说:“梁必达现在已经是病老虎了,不过他这个病老虎不是一般的病老虎,既然他病了,就要乘胜追击,把他往死里整。不然的话,要是等他回过神来,恢复厂元气,你我就是死路一条。”江古碑是铁下一条心要报凹凸山一箭之仇了,必欲置梁必达于死地而后快。

    朱预道虽然不至于想把梁必达往死里整,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他越陷越深,不仅揭发了梁必达,还揭发了陈墨涵在起义的时候借追敌之手杀害东方闻音的罪行,揭发了窦玉泉贪污了一百件军大衣和一万斤粮食送给他家乡的罪行。张普景的问题他没有揭发,因为张普景的反已经用不着再造了——他也认为张普景死了。

    到后来,为了彻底打消朱预道的顾虑,断其退路,使他义无反顾地“站到革命的一方”,江古碑当着朱预道的面同北京的某某首长通了电话,然后又让朱预道听电话。一听到某某首长的声音,朱预道就身不由己了,颤抖着说:“我执行,我执行,我坚决听首长的指挥。”

    某某首长说:“搞倒了梁必达,军里的工作就由你来主持,先代理军长。”

    朱预道当时声泪俱下,放下电话,擦干眼泪,抽了一支香烟,便要通了梁必达的电话。

    梁必达一听某某某某战备通讯设施出了问题,再也坐不住了,让警卫员拿来了手枪,说了声“谁挡我我毙了谁”,然后大义凛然地离开了医院,驱车赶往某某某某战备通讯工程施工处。

    这一露面,就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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